无法在主观上告别革命 要避免革命只能靠改革 历史：思想界曾经讨论过告别革命，现在大家也不希望再发生革命，尤其在王岐山推荐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这本书之后，那您觉得告别革命的关键要做什么呢？ 郭道晖：告别革命这个提法我不是太同意，不是说不愿意告别革命，而是因为革命与否不是人们主观上想告别得了、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，革命不革命是各种矛盾各种形势促成的。
法律适用方法的完善程度，是一个国家法治体系成熟化的重要标准，它能够保证法律人准确地理解法律和事实的法律意义，在成文法与社会事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，避免改革与法治之间不必要的龃龉。如此一来，改革不仅可能沦为空谈，甚至会以改革之名对全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，导致原本以破除利益藩篱为目的的改革难以全面推进。
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、所创造的经验、所拥有的权利、所发挥的作用。甚至还有人提出改革要上，法律就要让，主张程序无用论，认为要超常规发展，就得突破条条框框等。当前独特的社会背景与几十年来的改革努力，已经注定我们不能回头走老路，面对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张力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在人治与法治之间徘徊与反复，而是要稳一稳改革的步伐，寻求以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，来缓和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张力，追求更为长远而稳健的发展。没有法治价值的限制，没有法律程序的约束，一旦失误将付出惨痛代价，苏联的解体即为例证之一。深化改革就需要更大程度地破和变。
如果说改革有成本，法治则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。 缓和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张力，实现变与稳的动态平衡 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，需要法治提供一种稳定的社会基础。有了教师的收红包，就又在千千万万学生幼小的心灵里根植了红包的种子。
法治与人治的区别，不仅仅表现为法大还是权大，还表现为法治是所有的法律都被严格遵守和执行，违法一律受到追究。据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任建明先生研究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，仅中央一级发布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廉政规则就有450多项，其中多数缺乏长远性且具有高度的重复性。笔者认为，在制度建设中，制度的细化、制度的可操作性尤为重要。制度规范政出多门，内容相互交错。
如中央八项规定是八要，但没有规定违反八要会有哪些相应的处罚，由哪个部门处罚，有权处罚的部门不处罚应当承担怎样的渎职责任。 四风问题层出不穷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完善 为什么我党开展了多次党内教育活动如三讲、三个代表、科学发展观等，特别是在当前反四风的高压态势下，四风问题依然层出不穷？我们必须深刻分析其原因。
既要分清守法与违法的界限，又要明确违反制度规定的后果。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也先后对四风问题作了重要论述。据媒体报道，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四风问题2.4万多起，处理3万多人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00多人。这就给其他同志一个错误的心理暗示和行为导向，认为自己即使出了问题组织上也不会严肃处理，殊不知就是在这无形中衍生出了生生不息的腐败链条。
当然，这个数据标准不宜全国统一，各地可结合实际，适当进行调整。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初，颁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》，作出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四风问题的决定。这一处罚不仅关系到对违反者本人的处理结果，也关系到对其他工作人员警示教育的效果。 进入专题： 四风问题 法治 人治 。
在制度设计时，不仅要有严禁，更要有否则。今年5月，中纪委发布消息，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接受组织调查。
制度的不完善并不是指我们缺少制度规范，而是指制度规范在没有被遵守或没有被很好执行的情况下，不能对违反者进行制裁，导致制度规范形同虚设。如在公务接待对象上，意大利、印度、新加坡等规定，公务接待只能针对外事活动，国内接待费用不得报销。
如在公务接待上，要对接待对象、陪客人员、接待场所、接待标准等进行具体限制，并实行标准定额报销法，对于超标准的必须由接待经办人自负。党内的各项规定应该是党内法规的组成部分，应该具有法律规范的逻辑性。这也带来了处罚的随意性。国外的实践一再证明，只有量化标准，细化规定，制度才能做到可操作、可落实、可检查。二是制度执行情况要公开。再如，在禁止红色名片问题上，我们不如将禁止改为放行，规定公务员同事之间礼金来往不得超过100元，红色名片满天飞又何妨？如果规定公务员接受私人吃请每人不得超过50元，我想，AA制就离我们不远了。
最后，加大信息公开力度。该三要素用逻辑学的公式表示为如果→则→否则。
四风的25种具体表现，既有大恶也有小恶。防止 小恶，必须在制度的细化和可操作性上下功夫，使其不能。
清除大恶，必须在惩处上加大力度，使其不敢 2013年6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对当下阻碍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有效落实的因素进行了民意调查，调查结果显示，制度建设成为网友和基层干部最为关心的话题，29%的网友和31%的基层干部都认为制度缺乏一些具体细化标准，制度建设需要跟上。
通过量化标准，以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，防止出现弹性和模糊空间。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初，颁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》，作出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四风问题的决定。干部执行作风建设制度的具体情况如削减文件会议、下基层深入群众、公务接待等要进行公开。邓小平曾说，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、全局性、稳定性和长期性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会走向反面。
进入专题： 四风问题 法治 人治 。如违反公务接待、收受礼品等，相关责任人要接受什么处罚。
又如，中央六项禁令是六项严禁，依然没有规定违反禁令的处罚是什么，哪个部门有权处罚，有权处罚的部门不处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渎职责任。如某地就规定接待标准是正餐人均不得超过60元，早餐人均不得超过20元。
我们难以想象，一个承载了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教师，堂皇地收取了学生的红包，又如何能坦然淡定的给学生们传道。如在公务接待对象上，意大利、印度、新加坡等规定，公务接待只能针对外事活动，国内接待费用不得报销。
又要在惩处上加大力度，使其不敢。毛泽东还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，专门写了《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》、《反对自由主义》等文章，开展了延安整风、三反、五反运动，这对于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，起了很好的作用。首先，尽可能地细化量化标准。再如在深入基层问题上，可对领导干部每年到基层走访时间、走访群众、随行人员等作出具体的规定。
这就给其他同志一个错误的心理暗示和行为导向，认为自己即使出了问题组织上也不会严肃处理，殊不知就是在这无形中衍生出了生生不息的腐败链条。因此，在坚持宽严适度总的原则下，对违反者的惩处要落实到位，决不能以批评教育、经济处罚代替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，软化、淡化追究效果。
早在1929年，毛泽东针对红军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，就指出享乐主义是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。有的甚至是领导重视的案件就追究，领导不重视的案件则往往不予追究，导致对相同职务级别、同一类别案件、相似违纪行为产生不一致的处理，比如同样违纪行为，有的被警告、有的被撤职。
但事实上有些制度三令五申、重复规定。联系到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已反映出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，其数量之多、涉及面之广、问题之普遍、危害之严重，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。